相对论的研究方向问题本来是多此一举的事，由于研究上的分歧很大，方向的东西很难为大家认同，就像在海门会议中，有人提出：“不要提推翻相对论的话，相对论也没有推翻牛顿，而是在新理论中包容牛顿，是牛顿的发展。相对论已经获得多个试验证明，即使不全面也是有待完善的问题。”那么果真如此吗？且不说已有试验可以证明光速可变，相对论存在明显重大问题，光说已有实验证明就一定能抓住真理的一鳞片爪吗？非也！亚里士多德之重物要较轻物落地快的实验证明要比相对论来的多吧，他抓住了真理的一根毛吗？缺乏正确的科学哲学观，主观制造研究禁区，害人害己。
谈到哲学，我发现其中的问题比相对论的问题还要多。我不是哲学家，只是看了几本《自然辩证法通讯》就发现了一堆，可见问题不少。因此，我建议大家学点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研究科学的方法论，不是具体科学，但是，有的朋友竟然由哲学的某个理论出发，推导出科学结论，或动则“对立统一”来支撑理论。这些都不是哲学运用的形式，哲学的运用是无形的，在科学论文中看不到哲学的文字，但哲学思想却贯穿其中。比如某论文中认为已经为实验证明了的就一定正确，这句话就反映了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想，由于实验受到实验设备，实验者的知识等多种限制，因此，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经验主义已被证明是不可靠的东西，要不断接受新实验、新思想的检验。同时，科学被认为是真理的接近，而非真理本身。
那么，哪些是科学哲学？叫哲学的东西很多，东西文化差异、古今文化众多，每一个哲学流派都有正确的一面，你说马列，我说易经，是不是统统可用？有一个原则可以解决，那就是当我们交流时，最基本的要求是共同的语言，我们不能与动物交流就是语言不通的结果。科学是世界性的，科学哲学语言必须考虑到可以为世界广泛接受，否则交流将成效甚微。我个人认为尽可能与世界同步，因为毕竟不是研究哲学，而是使用它。就像工程师必须使用世界公认的知识来从事生产，而不可以随意用偏门的理论，即便可能成功，但失败的概率很大，与经济目的背道而驰。科学正好相反，要求理论突破，不惜失败与挫折。
注意到一些朋友偏执于易经，喜爱中华传统文化当然很好，但如果采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方式，认为我们的老祖宗完全正确，这种无需批判地接受远古文化，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具体的相对论研究中我建议大家的研究要关注已知实验，特别是相反结果的实验。假设堆积起来的东西很难具有说服力，最终也还是要用实验来解答。朱永强教授的两个与相对论矛盾的实验可以说明，相对性原理明显有误。一些反对的声音认为是相对地球磁场运动的结果。但是，朱永强教授明确告诉我，他的实验在不同角度（相对地球磁力线）结果相同，足见与地球磁场无关。当然还有其它实验，如中日卫星时差效应、王汝涌教授的光纤实验等，都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大家不要忙于修正相对论，或过多地论证相对论的不是，现在的关键任务是找到一个新理论。相对论的证伪只是时间问题，但鸡蛋没有裂缝，苍蝇也不会爬上去，牛顿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归宿。
最后我想对一些专家提一些问题：
焦克芳老师的思想与相对论基本相同，认为场传播的速度与惯性系无关，这一观点无法回答前述的几个实验。焦克芳老师虽然认为存在超光速现象，但其理论却并不与光速不变完全抵触，其证明还有待实验。
对于双生子佯谬，付昱华老师让双生子都乘坐各自的高速飞船，自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沿一直线朝相反方向航行，然后同时掉头回到出发点。坚持相对论的学者没有办法回答到底谁更年轻。此文我征求某维相教授，回答是加减速之类，无法自圆。对此不能解释清楚就不要坚持什么相对论！这是洛伦兹变换的软肋，周宪老师与胡昌伟老师都是反对相对论的，但却都坚持洛伦兹变换，两位老师如何用洛伦兹变换来解释？
陈其翔老师认为非惯性系以及有介质的情况下的光速变化是否定光速不变原理和光速极限的误区。我认为在相同的环境及介质中发现光速的各向异性，可以证伪相对论。如果麦-莫实验在如陈老师说言的误区中获得预期测量值，相对论还会出现吗？另外，在交流中，我谈到广义相对论用电梯里的人的感觉来证明的逻辑是不严谨的，毕竟人不是一个好的仪器，在这里人的感觉只可作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知陈其翔老师作何解释？如果电梯旋转而非加速落体，都是非惯性系，人的感觉还会同样吗？
曾明生老师认为光速与观察者所在的参照系是惯性系还是非惯性系无关，那么如何解释光纤陀螺在惯性系中无读数，在非惯性系（旋转）中有转动的准确量值？
黄新卫老师的思想与我很接近，但在“以太”的问题上裹足不前。“以太”的质量非常微小，空气却不能够拖曳，非地球这样的重量级才行。“以太”若可拖动，说明“以太”与地球有力作用，对地球而言，这种力肯定是阻力，地球为此减速。因此，以太不可能是未知的任何物质。黄新卫老师与王汝涌老师却仍然相信“以太”具有不可思议的性质。古人云：大隐隐于朝（朝廷）。“以太”就是我们身边既熟习又陌生的隐者——场物质（电场或引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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